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――甜
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政治运动频繁，物质严重匮乏，文化生活单调。农村青年再怎么说有个家庭，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无所不在；物质生活再艰苦，鸡鸭鹅的屁股多少可以给餐桌上改善一下。而知识青年插队农村的生活可想而知是如何的艰辛与枯燥了。每天收工回来，冷锅冷灶。夏秋时节，新鲜的青菜虽然缺油少盐还可凑合，冬春时节，千篇一律的酸芥菜干加干辣椒可就是“保留节目”了。
当年的知青，作为有一定知识的年轻人，浑身的青春活力不敢说是鹤立鸡群，起码是别具一格吧。不说在文艺方面吹拉弹唱、能说会道，就在生产劳动中也能别出心裁。就拿插田来说，我可以根据田块的不同形状，不需要拉绳子，一行12株，自上而下地连穿数块田，将田块分割成为方块形，远处望去，株是株，行是行，泾渭分明，引人注目。在收割水稻的时候，山区的许多稻田是不能使用脚踏打谷机的，就需要使用老祖宗留下来的“谷桶”了。所谓“谷桶”，就是一个木制的，约一个立方米大小，三面用布围住，没围的一面呈45度放一把木梯，将割下的稻子在木梯上摔打脱粒。这样的谷桶，一个人肩扛可以满山跑。打谷的时候，找三个有一定节奏感的小伙子配合，两人一组，“蓬拍、蓬拍、蓬蓬、蓬拍”。鼓点似的打谷声有如号子别有风趣，弄得生产队的年轻人都喜欢和我在一个作业组劳动。
到了晚上，我独自居住的“鬼屋”空旷宽敞，是生产队男女青年喜欢聚集的地方。我吹奏口琴的技术特别棒，八度音吹奏法可以演奏出手风琴的效果来。自制的笛子、二胡虽然音质不佳，在那文艺生活极度单调的日子里，也是年轻人自娱自乐打发时光的办法。在小小山村的“夜郎国”里，“多才多艺”的我，自然而然地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了。在姑娘们的眼中，我简直就像《智取威虎山》小分队中的“二零三”一样（当时是没有帅哥之称的，样板戏中的人物就是偶像）。九妹就是众多崇拜者其中的一位。
她的学名叫琴，在族内同辈人中排行第九，俗称九妹。她1.60的个子，瓜子脸，两条柳眉下面是一双亮晶晶的丹凤眼，上额飘着刘海，脑后一条粗黑发亮的大辫子垂至腰际。四肢匀称，碎花矮领大襟式女唐装包裹着健美的身体，凹凸有致。她笑起来，悦耳的银铃般笑声随风飘得很远很远。她喜欢唱歌，也喜欢学拉二胡，虽然不怎么识简谱，可接受能力很强，不久就拉得有板有眼的。尤其是她在挑担行走的时候，腰肢扭动，前胸好似藏着两只顽皮的小兔，随时都会跳出来似的，那动作既和谐又自然，比模特在T形台上走猫步还要优美些。
九妹的手很巧，为我编织的草鞋鼻头是S花形的，既结实又漂亮；纳制的布鞋底细密厚实，白底黑面，舒适可脚；她用金黄色的塑料丝编织的金鱼，头部镶嵌两颗黑色钮扣，给我作钥匙扣，活灵活现让人羡慕不已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白天劳动的时候，九妹喜欢和我在一个作业组里，晚上年轻人聚集，她也喜欢坐在我的身旁，就是晚上大家一起翻山越岭去看露天电影，她也像影子一样不离我的左右。慢慢的，村里的年轻人好像认可九妹拥有特殊的“权利”一样，无论在任何场合，只要九妹在，我身旁的位置没人去搀合。
一天晚上，年轻人聊天正热火朝天之时，九妹忽然对我说：“你看得起我－我们农村妹崽（方言，意思是没有出嫁的姑娘）吗”？九妹突如其来的询问，使全场顿时静了下来，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也愣住了。这话确实很难回答，如果从广义上解释是“是否看得起农村人？”，知青本身就是一个农民，没有什么看得起与看不起的问题。要是另外一层意思，就是“你这个知青看得起我这个农村姑娘吗？”，这可是爱情的表露了。没有弄清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，我只有按第一种意思回答九妹了：“我们大家都是‘农伯’（工人叫老大哥，当兵的叫解放军叔叔，农民叫农民伯伯嘛），现在又都是朋友，何来看得起与看不起之说呢”？我含糊其词的回答总算解除了当时的难为情。
第二天的劳动休息间，趁人不注意，九妹悄悄的递给我折叠得很小的一封信，信中倾吐了对我的爱慕（抱歉不能公开）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人家长得漂亮健康，又不嫌弃自己是个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，从天而降的幸福，不亦乐乎。
从此，我们晚上不是并肩漫步在小河边，信马由缰地谈天说地；就是相依坐在小山坡上，轻轻的哼唱文革前电影中的爱情歌曲；要不然就是趁着明媚的月光，对坐在山村旁的晒谷场边，含情脉脉地对视着，一个晚上谁也没说一句话。从插队的第三年起，整整五年，我们虽然没有亲密的挽过手，没有热情地拥过抱，更没有深情地接过吻。但我们的生活是充实的，是甜蜜的。
这种甜蜜直至我正式对九妹的家长提出我们的关系后才嘎然而止。其中原因我在《没有激情的初恋》一文中已有交待，在此絮不重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