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文革初期某生产队的一天
在“突出政治”和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的日子里，全国各行各业都掀起了一股“政治挂帅”，以“最高指示”指导一切工作的狂潮。无论你要做什么事情，首先必须有选择的朗诵一段“老人家”的语录——“最高指示”，方可进行你准备做的事情。比如你想问路，应该这样：“最高指示”：“为人民服务”。“请问，去XX地方怎么走”？回答：“最高指示”：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……”。“往左（右）或者往前”。就连街头巷尾，也有“红小兵”像当年的儿童团查路条一样，设卡要过路人背诵完语录后才予放行。
这股狂潮越演越烈，最后基本形成了一套格式，就是：早请示，晚汇报，饭前三句话。当然，各地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，其格式是一样的，就如数学公式一样标准化。
当年我上山下乡在一个大山深处的某个生产队里，就亲身经历了这一出公式化，标准化的活话剧。现将某一天的经过记录如下：
天色蒙蒙亮就起床，漱洗干净就肃立在家里的“宝书台”前面（各家的“宝书台”有所不同，一般的是在墙上挂一幅“老人家”的肖像，档次高的是立一座雪白的石膏塑像。下面有一个铺着红布的小平台，平台上摆放一套扎着红绳的“雄文四卷”）。虔诚地唱毕《东方红》后，就根据当天的情况选念一段语录。如果当天是去参加批判会，就念：“扫帚不到，灰尘不会自己跑掉”。当时，大家的革命自觉性是相当高的（如果胆敢不做，让人揭发出来，大批判的滋味谁都受不了）。
出门就到生产队的晒谷场集中，生产队长从仓库里面拿出“仪仗”来，大家就排着队，跟着仪仗队出发了。队伍最前面是“老人家”的画像，接着是一面大红旗和几面小红旗（各色彩旗是不允许的），次之是几块“最高指示”牌。到了地头田间，将“仪仗”插在高处，煞是壮观，然后大家就按生产队长的安排开始劳作。工间休息的时候，身穿绿军装（一看就知道是仿制的）的学习积极分子，就组织大伙学习“老三篇”（《为人民服务》，《纪念白求恩》，《愚公移山》）。收工的时候，按出工时的顺序排队回家。
吃饭的时候（无论午饭，晚饭），当饭菜摆好在桌面上时，全家老少排列在“宝书台”前，齐声朗诵：翻身不忘…，幸福全靠…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接着齐唱“天大地大不如…，爹亲娘亲不如…”。然后开饭。
晚饭后，全生产队的劳动力还要集中进行晚汇报。照例念了“最高指示”：“要斗私批修”后，生产队长给当天出工的劳动力们讲评工分的分配类别：一等工分12分，学习“毛著”积极分子与劳动强度大的贫下中农可以得到；二等工分10分，中农以下家庭出身的可以得到；三等工分8分，属于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们；四等工分6分，属于半劳动力（满16岁不满18岁的和60岁以上的人）与“五类分子”（地，富，反，坏，右）们。我虽然刚刚满16岁，家庭出身属于“九种人”（地，富，反，坏，右，叛徒，特务，走资派，臭知识分子）之一，也是一个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，但是我是响应号召下来的，是“老人家”派来的客人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，可以享受二等待遇。记分员分别记录好每人当天的工分，并公布上墙（透明度还不错），全体唱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就结束了晚汇报。
这种公式化的活动与政治记分的方式，延续到“九大”召开后才结束施行。
亲历了这个历史阶段的朋友们，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有这样的记忆？是否也亲自参加 了这一荒唐活话剧的“演出”？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体会？
